当然，所谓情本自善，是从本上说，从性上说，实际上并不是都能为善，其所以不能为善，一是因为迁于物[46]，二是因为气之不美[47]，这都是从物上说明原因。
上面提到的伯阳父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陆九渊认为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34]，把气直接说成是形而上的存在。
他说：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以上是朱熹从形上与形下的观念上对理气所作的分析，这方面，朱熹作了很大的努力。他的贡献首先在于对性理与物理作了明确的区别，正是在物理的意义上，把气限定在自然观上，而物理即气之条绪节文[39]，是功能、属性范畴。周敦颐之气象以洒落著称，黄庭坚称其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47]。董仲舒在承认天是宇宙主宰的同时，强调元气作为天地万物乃至人的产生的根源的意义。
这里，太虚作为通极于无[11]、通极于道[12]的性，是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气是此形上存在的实现者，所以说：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28]理本来是不杂于气的，这里以理气之杂而言性，如我们在张载那里所见到的，性是可以上下其说的。追求概念的准确性，是朱熹哲学的一个特点，虽然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像西方哲学那样的逻辑清晰性，但在中国哲学家中倒显示他在这一方面较为特别的一面。
总之，在朱熹看来，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生理，此心、此理是万物与人的同源处。所谓恻隐、不忍，正是根于生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有生命物及无生命物间的普遍的同情与感通。忠恕表明了儒家学者对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的认可，这一认可充分肯定了主体间是可以沟通的，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理解的鸿沟。此仁的首要内容就是父母亲情之爱，所以孟子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3]，亲亲，仁也[4]。
《中庸》说：仁者，人也。此生落实在人上说，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所以说生之谓性。
同以前的儒者一样，刘宗周也用生生之理、天地万物一体来说明仁，但意义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恕作为普泛的社会伦理原则，即便在现代社会，也同样是行之有效的。确切地说，就是表现在自然的大化流行中的生生不息的生意、生机、生气、生趣以及生理等等。[40]《二程遗书》卷2上，《二程集》。
[35]《二程遗书》卷18，《二程集》。而朱熹在描述仁时，也多主于其爱的意思，用词也非常特别，如温然、温和冲粹、亲切、鲜嫩、可怜意、意思可爱、自然底、无计较、无睹当底等等，都是轻柔、温和的词汇，有意思，也耐人寻味。从生物的意义上说，则天体物不遗[31]。他所谓心就是知觉灵明之心，仁在人心而与灵明之心为体，此灵明之心却不就是仁，所以他反对径以仁为心[56]。
与父母之亲情、与他人之同情，正是此生在人的心理情感上的初步落实。王阳明心学的语言特点则更具有这种特性，如说仁，就直接说个万物一体之仁。
一为心之德，爱之理[42]。仅仅从字面意义上讲，韩愈并没有错，博爱同孔子讲的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一样，反映了儒家社会伦理中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同情。
所谓德者，得也，是从心之源头处说，即源于天地生物之心，这与程颢讲从那里来，是一个意思。仁表现在普泛的社会伦理中，就是这种同情心。程颐曾对韩愈以博爱为仁有非辞，程门弟子遂别立新意，朱熹即在此处专门提出仁就是爱之理，把作为理的仁界定在爱上。这还是中国哲学本来的语言特点。虽然孔子没有直接说此行、生就是作为仁之根源的天道，正如他的学生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点特别受到了理学中气学一派的批判。
他说：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34] 这句话在他的学生中颇引起一番争论，不能以爱为仁，那么仁究竟是什么？结果越说越糊涂。[36]《二程遗书》卷18，《二程集》。
但从根本上说，王夫之的作为生理的仁并未摆脱理学先验论的特征，这一点，在理学的最后批判者戴震那里则有进一步突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8]，成为忠恕之伦理原则的绝佳注脚。
[44]《仁说》，《朱熹集》卷67。‘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
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所反映的儒家的自然伦理观。如王阳明所强调的良知，虽然是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的，但其发端处无非就是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理学家自其开山周敦颐始，即以生训仁：生，仁也。良知在王阳明哲学中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所谓是非、好恶、能视听言动、真诚恻怛之心都是此心，而万物一体之仁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道德伦理上的至善，即渊源于此目的，同时也因为它所体现的已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而是普泛的自然伦理关系，所以，以无善无恶来指称它也无妨。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亲情之爱成为儒学家族伦理的核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12] 由孝悌的亲情之爱，到普泛的人类之爱，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孔子所讲述的忠恕之道。仁作为生理只是函于心者，心含此仁而为秉彝之心，王夫之所说的仁义之心实质上就是此秉彝之心，这是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内在依据。
落实到人心上说，仁就是本心全体之德、心体之全德、本心之全德，也就是心之德。孔子、孟子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当二者非要择一不可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前者。
这种方法，孔子称其为能近取譬。现在，我们正在搞法制建设，要不要考虑伦理的因素，还是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这里有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它确实说明了中国传统中缺乏西方那样以客观理性为核心的法制精神。
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38]，又说：万物静观皆自得[39]，所谓观，并不是把人放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上，而是要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40]。孔子讲仁，主要是在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上讲的，但不仅仅限于此，山水之乐，也是仁者的重要表现，所以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35] 从理上说，仁即生生之理，源于天道而主于人心。天地之帅吾其性，就是说人得此生物之心以为性，此性就是仁，所以说：仁体事无不在也。
孔子讲直躬，正是在这种自然的真的意义上讲的。[56]《孟子·告子上》，《读四书大全说》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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